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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獻君:高等教育研究不可忽視的影響力
2019-06-10  中國教育在線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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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專訪文華學院院長劉獻君

  劉獻君

  劉獻君,教授,博士生導師。原華中科技大學黨委副書記、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,現任華中科技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,文華學院院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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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踐出真知,高等教育的研究與實踐是互相推動的

  陳志文:做高等教育研究的人,當校長的很少,您可能是唯一一位。您覺得一線的工作經驗,對您做教育研究有什么幫助?

  劉獻君:我從1969年大學畢業至今,這50年都在高校行政管理一線工作。這是我與其他人不一樣的地方。

  一線的工作經驗對于我的教育研究幫助很大。研究是為了解決問題,在實踐中發現問題,再進行研究,得出理論、結論,研究與實踐是互相推動的。由偶然到必然,再到自由,這是我的研究路徑。在實踐中發現的問題往往帶有偶然性;必然則是客觀事物的真理、規律,是事物發展不可避免的趨勢,往往于偶然之中;而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,是對事物的本質、真理的認識。

  在這里舉一個我工作中的例子。1994年,華中理工大學把所有的文科放在一起,成立了文學院,我兼任院長。當時學校的文科力量很弱,要發展就必須取得理工科的支持,為他們服務。怎么服務?我提出,面向全校舉辦人文講座。第一場講座原本安排在一個中等教室,結果坐不下,臨時換到了大教室。為什么大學生愿意聽人文講座?后來,這成為了我的研究課題。通過考察歷史、了解學生狀況、研究規律,我們認識到,大學教育不僅是專業教育,還要與通識教育相結合;學生的成長既需要科學知識,又需要人文知識,因此,在高校中進行文化素質教育是必然的。隨后,我們推出了大學語文水平達標考試。

  陳志文:當年我曾收到你們學校一位學生寫的一封信,說他終于過了英語四級,可以拿到學位了,但是提筆給家里人寫信,居然不會寫。他提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問題,說英語四級不過拿不到學位,但是語文不過關,為什么就拿得到學位呢?我記得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,你們學校正好推出了大學語文水平考試。我采訪了當時的楊叔子校長,寫了一篇文章——《重了洋文輕了中文》還獲了一等獎。

  (注:《中國青年報》載《重了洋文輕了中文——英語過不了四級,不給學位;中文水平不過關就可以拿學位嗎?》)

  劉獻君:對。后來,在教育部領導下,我們開始探索文化素質教育,主要包括三點。

  第一,什么是文化素質教育?我們的研究發現,文化素質教育不是一種教育模式,而是一種教育思想、教育觀念,并非某一個具象的東西。

  第二,文化素質教育起于知識、止于境界,從學習知識起步,但只有到了境界的層面,才能實現真正地融合。

  第三,文化素質教育具有滲透性,要滲透到學校教育的方方面面,要與其它方面結合、協調起來。

  陳志文:對文化素質教育理解到位很重要,不能簡單化、標簽化。

  劉獻君:對。這些年來,我們一直在逐步探索和推進文化素質教育。首先,推動文化素質教育進入課程體系,這樣才能持久,才能落實到每一位學生,幫助他們形成合理的知識結構。我申請了教育部的一個重大課題,聯合幾所高校共同研究,從國內外通識教育及文化素質教育的狀況、問題、經驗入手,探索文化素質教育課程的特點、內容、體系等,并在此基礎上,開始編寫教材、開設課程。

  其次,開展社會實踐。在開展文化素質教育的過程中,一些工科老師提出,“花錢搞文化素質教育不如買點設備”,“你們文科老師的文化知識肯定比我們多,但思想品德不一定比我們強”。這引發了我們思考,知識不等于素質,從文化知識到文化素質的中介是實踐。于是,我們開始重視社會實踐,由時任校長的周濟院士親自抓,上半年給本科生開“社會調查研究方法”課程,暑期開展社會實踐,下半年進行總結交流。

  再次,科學和人文是相通的,每位老師都要結合自己的專業課程進行人文教育。當時,我兼教科院院長,組織教科院博士生、碩士生對全校100位教授進行了深度訪談,包括楊叔子、裘法祖院士,收集了大量生動的事例,形成了材料。

  在此基礎上,我撰寫了一篇文章,總結了結合專業教育進行人文教育的八種方法:起于知識,啟迪精神,滲透美育,行為互動,營造氛圍,以悟導悟,以人為本,止于境界。

  時任教育部副部長袁貴仁同志看到我的文章后,給我寫了一封信,對我們的探索實踐給予了充分肯定。很多老師確實做得好,比如后來到武漢理工大學任黨委書記的劉偉教授,他把熱力學和生命相聯系,講到沒有熱就沒有生命;又比如材料學的一位老師,講到材料是人類文明的基石;還有一位老師講的美育讓我印象深刻,他說,不懂得美就不懂得丑,不懂得丑就沒有羞惡之心,沒有羞惡之心何談道德?這把美和道德的關系說透了。

  陳志文:很多自然科學領域的老師在講文化時,在某種程度上是用自然科學的邏輯體系去解讀,非常有意思。

  劉獻君:是的。文理其實是相通的、交叉的。


劉獻君 中國教育在線/攝

高等教育研究得解決實際問題,支撐高等院校發展

  陳志文:清華大學今年校慶日有一個活動,研討綜合性大學如何辦好教育學院。我跟同濟大學常務副校長江波聊了這個話題,覺得綜合性大學辦教育學院,說小了,要能給學校發展提供支撐,說大了,要能給國家發展提供支撐,而不能自娛自樂,甚至只管發論文,那是沒有價值、沒有意義的。實際上也是在強調高等教育研究要以問題導向,要解決實際問題。在您這些年的高等教育研究過程中,還解決了哪些從需求出發的實際問題?

  劉獻君:我非常贊同您的說法。中國的高等教育研究隊伍是全世界最大的,文章最多的,但是不太管用。這些年,高教研究刊物就是研究者看,你看我的、我看你的,你引用我的、我引用你的,熱熱鬧鬧,但是校長不看、處長不看、老師不看、學生不看,似是不結果的樹。

  為改變這種狀態,從2000年開始華中科大在全國推進了院校研究,研究每一所學校自己的問題,為其決策提供支持,推進學校教育教學改革,提高人才培養質量。

  院校研究的開展,也是一個從偶然到必然、再到自由的過程。1999年,我接任高教所所長,我和張應強、沈紅、別敦榮三位副所長探討如何能辦出特色。當時,中國有四個高等教育研究博士點,北大、廈大、華東師大和華中科大,北大以宏觀政策研究為主,廈大以理論研究為主,高教研究對于華東師大而言并非重點。根據我校的高教研究傳統,我們決定以院校研究為特色。

  2000年我們成立了院校發展研究中心和院校研究所,首先進行院校研究的探索,弄清院校研究是什么。從學習美國院校研究開始,探索中國特色院校研究,最終明確了院校研究包括自我研究、管理研究、咨詢研究、應用研究。2003年舉行了第一次院校研究學術會議,此后每年舉行。2007年經民政部批準,成立了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院校研究分會。這些年來,我們通過多種方式一直在全國推進院校研究。

  陳志文:說到這兒,我想問您一個問題,您做這么多年的研究,對學校發展有什么樣的推動作用或者說支撐作用?

  劉獻君:我主要是從實踐中發現問題,然后開展研究,并將得出的結論寫成文章、書,或者到高校作報告、咨詢,從而對高校產生一定的影響。

  例如:針對高校戰略規劃中存在的問題,提出了從戰略規劃走向戰略管理,將戰略規劃、戰略實施、戰略評價相結合的觀點;

  針對高校分類、定位中存在的問題,提出了建設教學服務型大學的觀點,后來成為了部分大學的類型定位,對促進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發揮了較好的作用;

  針對學科建設,提出了沒有一流學科就不可能建成一流大學的觀點,提出學科建設要把握好方向、隊伍、項目、基地四個要素,處理好內動力與外動力的關系等;

  針對大學德育研究,提出了大學生發展的三個規律、思想教育過程社會化、大學生第一個過渡中要解決四對矛盾(目標失落與確立、自我沖突與認同、理論困惑與選擇、學習依賴與主動)、環境中偶然因素對人的影響規律等觀點;

  另外,針對大學理念、學校辦學特色、大學決策、學校制度、課程設計等方面的研究,也產生了較大影響。

以高教研究為指導 促成了華中科大的歷史轉型

  陳志文:您覺得,華中科大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,對華中科大的崛起產生了怎樣的作用?它的價值是什么?

  劉獻君:從朱九思校長開始,到楊叔子校長、周濟校長、李培根校長等,華中科技大學歷來有重視高等教育研究的傳統。朱九思、楊叔子先生都曾帶過高等教育學的博士生,李培根先生今年也開始帶博士生。

  我曾總結過華中科技大學發展的七個關鍵節點,在每個節點上,華中科大都經歷了抓住問題、開展研究、推進發展的過程。例如,華中科大發展的第三個關鍵節點是在1980年左右,由工科為主的學校轉向綜合性大學,這是華中科技大學一個根本性的轉折點,在全國工科大學里我們是最早辦綜合性大學的。


圖源:華中科技大學官博

  陳志文:我如果沒記錯的話,你們也是工科大學里第一個辦新聞專業的。

  劉獻君:對,當時有人說,工科大學辦新聞專業,本身就是一個新聞。

  陳志文:從一所單科性學校到各學科全面發展,可以說,你們是在別人調頭之前,提前調頭了。

  劉獻君:對。學科也是我們研究的重點,因為學科是大學的基本元素。我們起初開始研究學科時,根本搞不清楚學科是什么,專業是什么,課程是什么,多數人說不出來。其實,缺乏概念思維是我們在做研究時的一大毛病。因此,我們首先研究的就是學科是什么,專業是什么,這兩者的關系是什么。然后再研究學科建設、專業建設等等,并以研究成果指導我們的學科建設。

  在這里,我以文科為例,講一下華中科大的學科建設。我認為,一個學科的建設要經過起步、發展、提高三個階段,各階段大體都需要十年。上世紀80年代初,華中工學院開始創建文科,很不容易。1994年以成立文學院為標志,文科進入發展階段。當時,全校文科有7個碩士點,文科教師中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有2人,所有文科在一個大樓。到2006年,經過10余年的努力,全校文科已有2個國家重點學科,9個省重點學科,26個博士點,6個博士后流動站,64個碩士點,文科教師中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達到150多人,有8棟文科大樓。

  我們的文科能有如此迅速的發展,原因是多方面的。其中之一便是依托學校強大的理工科背景和優勢,發展具有自身特色的文科。每個文科學科都根據學校的理工優勢,在學科交叉點選擇了獨特的方向,實現了重點突破。

  例如:新聞學院以新聞傳播學與信息學的大跨度交叉,開辟了“網絡新聞傳播”方向;經濟學院突出了數量經濟學、發展經濟學;公共管理學院突出了數字化城市管理、電子政務;法學院突出了科技法學;中文系將語言學與計算機技術進行交叉融合,開辟了新的發展方向;哲學系發展了生命哲學等等。

  與此同時,我們還做了很多努力,如聘請學術大師、引進年輕博士、開展科學研究、建設實驗基地、修建文科大樓等,文科就這樣發展起來了。

  陳志文:總而言之,華中科大的文科發展都是圍繞華中科大自身特色的。這種學科上的擴張是基于原來學科優勢,不是盲目的,是在已有學科群的基礎上再進行交叉融合。

  劉獻君:對,確實如此。

  陳志文:您是高等教育研究界的前輩之一,您如何評價潘懋元先生和朱九思先生?

  劉獻君:潘先生和朱先生是好朋友,都很優秀,潘先生偏理論,更多地是從高教理論體系的角度進行研究;朱先生偏實踐,主要探索高等院校辦學中的問題。

中國高等教育40年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,仍有難題需探索

  陳志文:在“985”工程實施期間,您曾有分管學科的經歷。今天再回頭看,您怎么評價“211”、“985”工程?

  劉獻君:我認為“211”、“985”都非常好地起到了應有的作用。比如“211”,一是明確了重點建設高校,二是開始重視學科建設。

  陳志文:在資金有限的情況下,我們是有重點的進行支持,不搞大水漫灌,突出建設重點學科。

  劉獻君:對,真正扎扎實實地把一些重點學科支撐了起來。“985”工程也是如此,進一步推動一些學科自行發展了起來。

  陳志文:對于今天的“雙一流”,您又怎么評價?

  劉獻君:“雙一流”在“211”、“985”原有基礎上實現了進一步的綜合,強調綜合深化,強調中國特色,而且擴大了范圍。

  陳志文:從我的角度看,“雙一流”其實更強調特色。與“211”、“985”相比,“雙一流”建設高校增加了25所,而這25所里,除了寧波大學和河南大學,剩下的都是單科性學校。“211”、“985”高校基本是綜合性大學,但“雙一流”很明顯強調的是學校的發展特色,導向是很明顯的。

  劉獻君:對。

  陳志文:再回到二十多年前,您經歷過高校大擴招,您怎么評價?在大擴招之前還有一波院校合并,您又如何評價呢?

  劉獻君:任何事都有利有弊,沒有絕對好的事,也沒有絕對不好的事。院校合并,我認為利大于弊。在這之前,中國沒有一所真正意義上的綜合性大學。院校合并最大的好處是產生了一批綜合性大學,有些學校在并校的同時也進行了學科綜合交叉,這都促進了高校更好地發展,便于管理。當然也有不好的地方,比如,把有些相似的學校合并在一起,意義就不是很大。總之,有利有弊,利是主要的。

  對于大擴招來說,這并不一定完全符合教育理論和教育規律,但這是中國國情的需要,大擴招至少一下子把高等教育的整體規模提上去了。中國高等教育這四十年的發展,可以說是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史上的一個契機,對國家民族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。

  陳志文:對。二十年前,我是堅決反對大擴招的,但二十年后,我堅決支持大擴招。處于不同的歷史時期,對同一件事的評價是有差異的。

  很多人一直在質疑大擴招,認為造成了高等教育質量下降。但就像湯敏先生說的,這是個偽命題,不能拿當時招的幾十萬人,來與現在招的幾百萬人來比。

  劉獻君:是的。畢竟這么多人接受了高等教育,整體國民素質的提高對國家今后發展的影響深遠。而且,教育部也采取了相關措施,如本科教學水平評估,以保證基本教學質量。當時,教育部高教司給了我一個大課題,就是對大擴招進行調研、總結。我們發現,大擴招實施的這幾年,高校增加的教學設備數量超過了前幾十年的總和,使得教學質量有了基本保證。

  陳志文:現在高等教育強調“以本為本”,我的理解,這是對過于重視科研的調整,您如何評價?

  劉獻君:對。強調“以本為本”,就是要提高教學質量。對此,我很擔心一個問題,國內高校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不高,這是一個公認的基本事實。學生不學,質量怎么提高?但現在我們談外在原因多、喊口號多,沒有實實在在去分析這里面的問題、原因,很少有人去真正研究學生成長的規律。學生學習沒有積極性,說明他沒有強烈的學習需要。因此,既要滿足學生需要,又要引導學生需要,這是教師教育的重點,也是難點。我們現在談滿足需要多,談引導需要少。

  從第一輪本科教學評估,我就開始走進課堂去看,看一個兩個沒什么概念,看多了以后給我印象最深的是,在課堂上,學生的眼睛不亮,老師的課沒有打動學生。

  我在教師座談會上說,印刷術早就有了,現在又有了互聯網,為什么還需要老師講課?有的老師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,沒想過課程是需要設計的。對此,我們又重視了多少,研究了多少?我們對教育教學的基本規律、基本概念、基本方法,只是停留在一般的口號上,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。

  陳志文:您覺得現在中國高校,或者說高等教育,還面臨哪些較為突出的問題?

  劉獻君:剛才提到的學生學習積極性的問題是其中之一。另外,我覺得,中國高校的內部管理還存在不少問題。中國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后,“量的增加必然引起質的變化”,高校管理也應該有質的變化。但事實上,我們的高校管理變化并不大。

  舉個例子,高校管理結構分為校、院、系三級,進入大眾化階段以后,應以院為主,否則難以管理;但目前的情況是仍然以校為主,難以做到以院為主,產生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學院太多。我曾對一所著名大學的二級單位進行過統計,包括學院、機關、直屬單位,共102個。為了解決這一問題,有的大學設置了學部來對學院進行管理,又增加了一級管理體制,效果并不理想。

  陳志文:我也做了一個梳理,從1978年到現在,學校的管理機構越來越多。比如,過去一個學院或系對接10個部門,但現在可能要對接40個部門。

  劉獻君:是的。高校的管理結構并沒有根本性的改變。

  再有,現有學科組織結構不適宜科學技術發展的要求也是一個重要問題。學科交叉是創新的源泉,通過知識對流、模式組合、方法碰撞、理論互鑒等,產生新思想、新理論、新方法,從而推進一流學科建設。但現有學科組織結構及制度導致人才流動、資源共享較為困難;評價的單一性也造成了考核評價的障礙。單一的學科組織結構與學科交叉融合趨勢之間的矛盾,已成為世界性難題。雖然大家都在探索,但仍然沒有突破。

  陳志文:您在文華學院是怎么做的?有什么改變?

  劉獻君:文華學院還沒有到那種大的學術交叉的地步,我們的科學研究處于起步階段,所以,在文華學院這個問題還不是很突出。但從建校開始,在組織結構的設計中,我們就考慮到了這一問題。文華學院分為學院、學部、系三級,只設置了六個專業學部,每個學部所包含的專業范圍比較廣。這樣做的目的,一是為學科交叉打下一定的基礎;二是為實現三級管理、以學部為主創造條件。因為二級單位少,權力配置相對集中,便于學部發揮作用,也便于學校統籌管理。

  此外,還有一個問題:大學的治理、管理距離決策科學化還有很長的距離。這表現在很多方面,例如大學決策的程序不健全、缺乏決策支持系統。原本,高等教育研究機構理應擔負這一任務,但實際狀況并非如此。我認為,大學應重視院校研究,建立科學的決策支持系統。


圖源:文華學院官微

只要目標明確,共同創造,就沒有辦不好的學校

  陳志文:您的專業是工科,最后做了高等教育研究。您覺得工科的學習對做高等教育研究有什么幫助嗎?

  劉獻君:我覺得有兩個明顯的幫助。第一個幫助是邏輯思維,工科的邏輯思維比較強,這對于高等教育研究來講很重要。我發現,學生們論文的問題往往都出在邏輯上。

  第二個幫助是科學精神。我大學畢業以后,做的第一個科研項目是200A可控硅研制,花了一年多的時間,最后成功了。在研制的過程中,要通過燒結在硅片上使某一個物質進行擴散,多一點、少一點都不行,否則電流無法控制。自此,“科學來不得半點虛假”這句話,就深深印在我腦子里了。

  為了做好教育工作,我自學了社會學,從社會學的角度去研究教育。而教育是一個實際問題,從不同的角度去研究,會產生不同的結論。我的知識結構不足以滿足研究需求,就用“功能的方法解決結構性問題”,即研究到什么問題,涉及什么理論,就學什么理論,并且還要系統地學。不學哲學,不學黑格爾,不學馬克思,怎么進行研究呢?我在指導學生時就說,“不能用無知去研究未知,要用科學理念去進行研究”。

  陳志文:您在高校做了大量的行政工作,對您做研究有什么幫助?

  劉獻君:這些實踐經驗能幫助我發現問題,在研究和解決問題時,也更有底氣了。另外,也給了我背景支持,研究高等教育的人必須對高等教育管理有所了解。

  陳志文:也就是問題導向。換句話講,我們很多社會科學研究,就是要給現實社會運行提供支撐或者幫助。在文華學院,您的研究可以轉化為實踐,理論上對實踐的影響應該更大,對吧?

  劉獻君:是的。對于文華學院來說,首要一點,就是要把握住教育的根本目的。我們的宗旨就是育人為本、質量第一,這也是我們學校保留的唯一一條標語。第二,在育人方式上,我們采取的是個性化教育方式。第三,文華學院是全校師生共同參與、共同創造的,而不是因為我是校長就去實踐我的思想,當然,我會提出目標。在共同創造的過程中也要遵循三點:一是要把握住方向;二是要遵循規律;三是要有招數、有辦法。

  在這里,我主要說說個性化教育,這是文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,也是區別于其它學校的一個特點。文華的個性化教育是從偶然開始的。2005年暑期研討會上,有人提了一個問題,有170多位學生基本上不聽課、10多門考試不及格,該怎么辦?我說了一個辦法:組織一個小組,我當組長,大家參與,與這170位學生一個個地談心,了解他們為什么不學?有什么困難?有什么問題?后來我們真的一個個地去談了,結果出乎我的意料,這些學生都很愿意交談。談完以后我們對這170多位學生一個個地分析,根據每個人的特點制訂課表。后來,這些學生考試都及格了,還有三個人考上了研究生。這件事引起了我們的思考,每個學生都不一樣,是有個性的個體,這啟發了我們的個性化教育。

  經過充分的準備,2009年,我們正式開始討論怎樣開展個性化教育。中國光谷首倡者黃德修老師說,個性化教育是我們文華人的一種境界、一種精神、一種責任,這個說法很到位。我們從發掘每個學生的優勢潛能開始,首先搞清什么是潛能,在此基礎上,設置了潛能導師,正式開始了個性化教育。

  這是一個共同創造的過程,是一個不斷探索、完善的過程。我們邀請到了國內著名教育學者潘懋元、顧明遠、葉瀾、周遠清、王英杰、鐘秉林、瞿振元、丁鋼、張楚廷、郭文安、王義遒、陳學飛等來校指導,幫助我們完善個性化教育,通過不斷總結,發現問題、解決問題,深化個性化教育。

  現在,“三九個性化教育模式”已經形成,即:三個關鍵點——潛能、立志、空間;三類學生——學術型、能力型、潛力型;三個一工程——一人一規劃、一生一課表、一師一優課。個性化教育對學生成長發展確實產生了深遠影響,同時,文華學院的個性化教育仍在探索、深化之中。


來源:文華學院官微

  陳志文:從華中科大到文華學院,在這一轉換中,您最大的壓力是什么?

  劉獻君:民辦高校有它的優勢,機制靈活性強,但是怎么處理好和董事會的關系?在經費比較緊張的情況下怎么保障教學質量?這是有壓力的。

  但我相信只要目標明確,每個人都參與創造,就沒有辦不好的學校。我們學校整體上凝聚力很強、很團結,老師學生都是有智慧的。有一位同學曾說,“個性化教育的起點是尊重學生,終點是學生尊重”。換句話說就是,當學校、老師尊重學生,學生就會尊重學校、老師。還有一位工科老師說,“個體差異是重要的教育資源”,我覺得這話說得很好,個體差異本身就是一種資源,大家互相影響。文華學院還有一個很好的亮點,叫“周日晚點評”:每周日晚上,老師、學生會對社會問題、學習問題進行交流,有時候我也參加,效果很好。

  陳志文:您上學是在華中工學院(華中科技大學前身),后來長期在那里工作,現在來到文華學院。您覺得,這兩所學校分別給您帶來了什么影響?

  劉獻君:實際上,我經歷了四所學校,但主要經歷是在華中科技大學。1983年到1985年,我到襄樊,創辦湖北襄樊職業技術學院。后來去了中南政法學院,我是該校復校后第一任宣傳部長。這四所學校,對我來講都是有幫助的,但影響最大的還是華科,給了我更廣闊的視野。

  陳志文:如果時間允許,您準備把文華學院辦成一所什么樣的學校?

  劉獻君:我七十多歲了,在文華學院做校長的時間大概不會很長。但是,建校之初,我就提出了一個三十年的規劃。第一個十年是起步,把學校建起來,達到基本要求。第二個十年是發展,這個階段的基本思路是優化結構,重點突破。第三個十年是提高,全面提高學校的教育教學質量,提高科研水平,提升人才培養質量,使學校成為高水平民辦大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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